005年12月13日，日本的朝日新闻在庆应大学校舍内举办了有关“日中摩擦”和媒体报道的讨论会。原文链接可见这里，篇幅太长，节选一些有意思的段落翻译如下。
首先是主持人庆应大学的全球安全研究所副所长山本信人教授来解释议题：为什么要在“日中摩擦”上使用引号？为什么要考虑媒体报道？这种“摩擦”是否是真的摩擦？如果存在，那又是怎样的摩擦？我们特别要注目于媒体报道的作用。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一定感受得到日中两国的摩擦。负责外交的官员和政治家们也不一定只是考虑日中两国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从媒体报道上看，总是在说有摩擦 呢？是否是媒体在制造摩擦，或者说，报道的方式就是这样影响着我们的意识的呢？所以我们想考虑媒体是如何影响舆论，而舆论又是如何影响外交政策的。
这次不局限于现有的媒体，我们还注目于互联网。近年来互联网在中国开始变得有巨大的影响力，这对于日中关系有何影响，也是我们这次的议题之一。
前外交官田中均：我们做外交官的，经常会被指责为国贼，卖国奴，亡国 的外交官等，今天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大家讨论。我从69年开始做了37年外交官以来，可以感受得到舆论对外交的影响力是如何的变化的。事实上有一段时 期，日本对世界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是极其敏感的。而日本的媒体报道也助长了这个风气，所谓的外部压力吧。使用外压，迫使日本进行改变，是当时的模式。
从95年开始近10年来，舆论和外交的关系又有了变化，这次是更加对国内舆论敏感了。我不认为这是右倾化（人们常爱这么夸张），而是更强硬的提出自己的主 张。理由如下：1，日本和战争结束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从国际上的贡献到市场开放，安全保障等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已经几乎可以称为是普通的国家了；2， 日本经济停滞，这样也不会有七八十年代高速成长引起的经济摩擦；3，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中国的关系。
中国在战争中是受日本侵害的一方，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在日本看来，中国不过是发展中的国家，并没有近邻大国的感觉。但从九十年代后期到2000年，在日本 的国力呈下降趋势的时候，中国的国力却变得强大了。特别是近5年来，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作为经济实体的存在变得更加巨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原有的像 什么国际社会和贡献的思路不得不有所改变了。所以要变得强硬，不想被别的国家说三道四，这正是现在小泉政权的特色。
我在今年8月从外务省退职前，作为亚洲局局长或者外务审议官，几乎出席了所有小泉总理参加的各种首脑会谈，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小泉是这样的人：你说的话我 会听，但最后是我做决定。因此，“外国是这么说的”“国际上是这样要求的”这类话绝对是禁忌。小泉是以国内舆论和国际关系为坐标轴，自己决定怎样才是对日 本最有利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领导人的风格变了。因为以前是以政府官僚而不是政治家为中心，外面的意见也无法得到反映。
现在，日本外交上的主要课题是日本的安全保障和冲绳，以及朝鲜半岛和绑架问题，以及中国及靖国神社的问题，这些都是国内舆论的热点，政治家们也不得不变得非常敏感。这种时候，当然要表达日本的主张，但在外交上，还是要有点原则的。
前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今年5月去世，101岁。他同时也是思想家和学者。95年他在“外交”杂志上撰文道：外交的基本原则决不是从下到上的积累，而是 综合了舆论和议会的气氛，在民主社会里领导人自上而下的指示。确立了政治指导者的地位，按其指示原则再确立政策，如果有误，那么就会输掉选举，这就是模 式。
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战后日本外交的基本原则就是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国内则是为能过上安宁的生活进行改革。这也是历代政治指导者指定的。但是现在到了重视 国内舆论的时代，即使这样，也是需要有民主国家的大原则。那么这是个怎样的原则呢？我认为，这虽然最后是政治指导者所决定的，但其基本还是主动的参与国际 秩序的建立，以此为基本开展外交，如果只是被舆论所左右，还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被舆论所左右是危险的？这是因为，形成舆论的人们并不了解和国家利益相关的所有信息，而国家利益又必须是从综合的观点做出判断，因此国民的舆论总是 会情绪化。比如，冲绳的美军基地的负担，大家自然想减轻负担；而北朝鲜的绑架问题，人们只会看到被绑架的受害者家属的叹息和悲伤。中国的问题，正因为有靖 国问题，舆论不得不以此为中心的形成。外交因此而被左右，才是很危险的。所以，政府应该制定原则，影响渗透国内的舆论，才能实行外交政策。
小泉正应该是擅长于这点的人物，他坚信以自己的行动自己的原则使舆论改变。我认为他的“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原则。外交上也需要这样的原 则。重视日美关系不是原则，而是手段。我对日美关系很重要这点上没有异议，如果日美关系不好，东亚以外的外交就无法展开，但这并不是原则。
回到日中关系的话题，并非只适用于中国，国家的统治形态不同，舆论的作用也不同。中国是大国，有13亿人民，在过去20年内有9.7%的成长率。15年后 GDP的全体规模可能达到日本的水平。全世界非农业部门的劳动人口中国占了60%。当然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统治一个国家，并不是这样简单。
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政府认识到需要增强对政府的向心力。这以爱国为形式，爱国主义教育为手段。其中含有反日的内容，也不是要大惊小怪的。中国****成功 的经历了日本的侵略战争，也是政权的基础之一，并不稀奇。但是，15年过去了，中国实现了巨大的经济成长，此后还有不少鼓舞爱国心的事件，比如2008奥 运，2010世界博览会，对了，还有载人宇宙飞船，还要加上互联网。中国有1亿3千万人上网，和3亿5千万台手机。今年4月下旬的反日游行，原来是 1000人的规模，一下子成了5，6万人。这是手机动员的结果。
实际上我在电视看到那些投石游行的镜头，对这和中国的关系到底如何很感兴趣。如果不是强行排除游行示威的人的话，可能会形成更大的群众运动，变成反政府示 威也有可能。正如日本曾经经历过的，中国也对国际舆论很敏感。因为中国的GDP中贸易占了70%，日本只有20%，如果不依靠国际社会，就不会有中国的经 济成长，没有经济成长就没有安定。因此中国不得不对国际舆论非常敏感。这也是个两难的境地：如果太过鼓舞反日和爱国，有形成群众运动的危险，向反政府反秩 序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不能强行镇压，因为要在意国际社会的反应。
我列席了雅加达的日中首脑会谈，注意到胡锦涛很在意中国之外的报道媒体，感受到他们认识到舆论是双刃之剑。中国有强烈的想和日本实现政治关系正常化的意识。即使没有明确的首脑或者官方的发言，也可以从常理推测得到。
日本的舆论的作用在外交中也发生了变化。在日本，外交需要从制造合理的舆论开始，媒体报道不应该是煽动舆论。我认为媒体报道的作用是进行客观的报道，为了 将来舆论的形成而率先了解事情。现在日本需要的是能够得到国民支持的政策，需要在原则中考虑政策。比如，靖国神社问题。我虽没有足够自信，但还是相信小泉 总理脑海里有几种利益在起作用。
作为国家的指导者，由几种利益经过调整后在决定行动，这对于日本的总理来说是很平常的事情。小泉总理可能认为，去神社参拜，是表达对因国家政策而牺牲的人 们的追悼之意，也是提高国家的向心力所必需的。但与此同时，中国和韩国的情绪，即靖国神社含有甲级战犯的象征意味，前去参拜即是伤害两国人民的感情，总理 是很了解的。即使这样，如前所述，日本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要自己开拓自己前进的道路，而无法找到按中韩两国要求去做的下台阶。
我无意对此事的对错进行评价。但我认为作为国家的指导者，有责任义务调整几个相互可能矛盾的利益。日中关系，客观的说，是左右这个地域的命运的关系。所以 对此用心调整才是政府的责任所在。而且，对于历史问题，在日中关系里也不应该绝对化。比如，中国大使说：靖国神社就是一切。我认为这是愚蠢的。日中关系是 在很广泛的范围中存在的，有必要在两国国民前展示出来。否则，将来也构造不了牢固的日中关系。
最后要说的是，虽然不太明白到底什么是民族主义，但也无意指责民族主义本身有何不好，想说的是，冲突形的民族主义是应该避免的。中国的爱国主义形式的民族 主义，可能是以反日为基础的吧。在韩国，在经过了长期的军事独裁统治后，寻找自己是什么的身份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市民的权利，而且其中必然包含了反日的因 素在内。日本现在的这种强调自我的民族主义，也是同样的危险。
为了避免这种冲突，我认为有必要形成这个区域的国家共有的目标，然后推进实现。这就是东亚联盟的概念。这当然不是明天就可以实现的幻想。但从经济共同体开 始，还是可能的。所以，以主动参与国际秩序的形成为大原则，使东亚联盟成为这个区域的人们共有的概念，来推进未来的计划，才能够解决日中摩擦的问题。
05-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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