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日新闻编辑部委员加藤千洋：作为30年以上的老记者，当然不如外交官这样条理清晰，只能结合自己的采访经历，向大家报告一下有关的话题。
我作为2次共7年的驻北京的特派记者，和很多中国的政治家有过往来。对其中的2人，颇有好感。一个是胡耀邦，另一个就是朱镕基。有关胡耀邦，大家是都知道 的了，不用多说。现在在北京召开他诞生90年的聚会，他的后辈现在的领导人胡景涛是否是在为恢复他的名誉而活动，也是现在报道瞩目的地方。
对于朱镕基，我的印象是非常清廉，豪放且有人情味的指导者。我想说：这样的人物到日本来做首相吧！这当然一半是玩笑，但一半是真心。但他的确是能在万事中 理出方针头绪，而且有执行能力的指导者。他退休后，几乎从来没有引起过什么话题。不过最近，在中国网络上有这样的新闻：朱镕基的女儿，是香港某中国企业的 理事，在北京豪华酒店开喜筵，来宾众多，云云。我就觉得奇怪，这好像不符合他的性格。后来发现，果然是假新闻。
就像这样，在中国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对这种鱼目混杂的现象，要非常小心，这是我的看法。网络，这种新的媒体，有时甚至会左右日中外交关系。
再讲一个朱镕基的故事。2000年10月访日前，他在北京和日本的记者团会见，发表了有关历史问题，已经没有必要让日本人民觉得厌烦了的讲话，所谓的柔软 的态度吧。到日本之后呢？在TBS电视台的和市民对话的节目上，他说：我已经收到500封左右的邮件，说我立场软弱。然后声明：日本政府从未正式就历史问 题道过歉。这是不是因为国内的反弹，使得朱镕基不得不进行了微妙的立场修正呢？
他访日的时候是住在赤坂的迎宾馆。中国方面特别要求，要能够连通网络。理由是：朱镕基晚上需要上网进行调查。我正好其后有机会在北京向他当面提起这个问 题。他回答道：白天是秘书们帮他上网，晚上则是他的妻子帮忙。我觉得这个逸事很有意思：已经处于中国总理的地位的，还要在乎网上对自己的评论，中国也成了 这样的国家了。
作为在中国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关注中国政治及政治家的立场上，我想指出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并没有与政权对立的报道媒体的存在，这是和日本很大不同的地 方。因此，中国的指导者们看到在网上对自己的批评，是否有忍耐的能力或免疫力，是个问题。我认为有时他们会过度反应。比如，中国前外长，国务委员唐家璇， 他这样的人就对于批评他对日软弱外交非常敏感。因此每当日中关系紧张时，反而无法软化对日本的立场，这在我的取材过程中不止一次的感受到。
另一个是，从前的中国是被当局完美的统治的必须加上引号的所谓“舆论”，那个时候中国外交是以此为一种武器，当作是啦啦队。但如前面提到的朱镕基的例子， 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草根的声音，不一定都是给政府当啦啦队。相反地，有时候是让政府政策的选择范围更加缩小。前面田中先生提到的日本近10年来的舆 论和外交政策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在中国，即使是初级阶段，这种情况也是渐渐形成了。
再说一个我经历的例子。不久前，有机会采访王毅大使。我向他提问，现在有很多日中首脑会谈的时机，比如APEC，ASEAN，东亚首脑会议等，能否实现小 泉总理和胡景涛的首脑会谈？他说：当然期待首脑会谈，但。。。这个“但”是很关键的词语。如果实施了首脑会谈，中国人民会觉得靖国神社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了。因此，如果这样的条件不满足，首脑会谈会变得非常困难。虽然没有没说，但已经可以感到中国的外交也到了必须顾忌国民的意见的程度了。就这点来说，如田 中先生所说的，在日本，对中国的政策坚持一个方向，以前并不像现在这么难。像现在这样，想朝着一个方向执行，却有好几个相反方向的阻力。在中国也渐渐形成 这样的状况了。因为以前中国外交部只是简单的执行党中央的方针。而现在，比如像海上油田，却不得不考虑军队，经济，舆论等等的非常复杂的因素，简单的说是 从单线变成了复线，变得更加困难了。
这里稍微再谈一下中国信息社会环境的变化。
中国开放互联网是从95年开始的，迄今10年还不到。但已经有1亿以上的用户，手机有4亿台。手机短信一天就有7，8亿封，一台手机要发两封吧。富裕阶层 有4，5台手机也不稀奇。虽然不知道他们怎样分得清使用，但现在北京上海已经到了没有手机不能工作的情况了。这可以称得上是IT革命，当然工具的进化也是 很大的。但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中，****的控制也渐渐衰弱，宣传部门的力量也远不如从前，因此媒体报道的自由和以前相比，空间大为扩大。再 具体的说，以前政府只要选择对他们有利的信息，使用他们的宣传工具，向人民自上而下的宣传就可以了。而近年来却有自下而上的潮流，使得以前的环境发生了改 变，而工具就是互联网。
可以以三角形的富士山作比方。顶上白的部分是第一层的舆论，那是官僚，学者和专家们。所谓的主流媒体，比如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第二层是山的中 部，这里是最受互联网影响，由此形成的舆论。今年春天的反日游行就与之有密切联系。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二层之间很难有一致的时候，也难以被统一。就当作 是互不关联的存在吧。第三层就是山脚下，那是民众，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以上就是舆论的结构。
在日本的中国学者朋友也有比较有趣的观点，介绍一下。他认为第一层的舆论是不反日的。比如胡温，他们是重视对日关系，而不是简单的从民族主义出发反日，只 是对日。什么是对日？非常冷静的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基准，和日本相对，就是对日。而第二层的舆论才是真正可怕的反日。第三层却是和以上二层毫不相干，也不 关心的。
回到本题，再谈一下今年春天的反日游行。游行平息后的5月，我到北京和中韩的专家们会谈。印象深刻的是，专家们一致表示：虽然近年来反日有相当的基础，但发展到如此的大规模游行，还是因为互联网上的信息传递。这里是两个具体的例子：
一，韩国的卢武铉总统在3月1日的独立纪念日发表的演讲里说，要求日本追究过去的真相，表示诚心诚意地谢罪。在这之前，卢总统的态度是在任期内不提历史问题，所以这是一个转折点。这个演讲内容马上引起韩国的反日运动，又立刻经由互联网被传到中国。
二，据说是从美国西海岸的华人组织发起的反对日本入常的网上署名运动。这也是刹那间传到中国大陆，一周内征集了100万人的签名。
这两个经由互联网传来的外部刺激，点起了北京以及后来上海的反日运动的烈火。专家们指出，如果没有这两个事件，可能事态不会恶化到那种程度。
对于卢总统的演讲，有分析说是企图煽动韩国国民固有的反日情绪，以此恢复自己极低的支持率。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我个人认为，东亚三国的情势，要在更广的范围里考虑，一国发生的事，会马上传递到另外两国，引起无法预测的反应。需要认识到我们现在已经处于这样的时代了。
对于中国的反日游行，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及背景分析，我认为，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还是小泉总理上任后执拗的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此外就是在台湾问题上日本 开始变化的立场了，中国怀疑日本的变化是否是日美之间有什么约定。还有一点，就是日本的入常运动。这对中韩两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人的民族主义的情绪，有很大 的影响。
今年秋天小泉总理已经是第5次参拜靖国神社了。这次中韩两国没有发生所谓的大规模抗议运动。有人说这是反日疲劳，但我觉得这是因为日本入常受到挫折，使得反日少了点动力。
经过二战，中国是战胜国，日本是战败国。但日本却在战后快速发展了经济，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G8日本也是作为亚洲的代表参加，中国也得到日本的经济援 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年轻人能够心理平衡的是因为中国属于战胜国一方，又是5个常任理事国，有着政治大国，对世界有巨大的影响力的骄傲。
但日本却开始了积极入常的运动，同时又夹杂了靖国神社参拜，教科书问题。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没有充分反省侵略战争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入常拉票运动。 我认为中国的很多年轻人会认为日本做的不对。因为日本一开始就应该取得周围国家的理解，而不是无视他们。这样才把火点燃了。
此外，如前面提到的，新的媒体的出现，使得即使没有明确的指导者和组织者，如此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也成为了可能。
我有机会对数次中国的学生运动取材过，每次都对他们的联络手段感兴趣。85年9月，天安门广场主要是北大清华的学生。学生们要到附近的长途电话局打电话， 联系全国的学生。天安门事件的那年，除了长途电话外，还加上了传真。根本不像现在这样，通过短信联系，什么下一个十字路口会合等。如果10多年前有了这样 的手段，学生运动的样子肯定大为不同。
日本国内大多认为反日游行是因为中国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使得年轻人有了民族主义的情绪，导致反日的怒火爆发，或者是中国本身有各种不满的情绪，却以反日为借口而爆发。我却不这样认为，正如已经说过的，有靖国神社的问题，也有入常的问题。最后还要说一下媒体报道的问题。
日中两国的媒体报道，说好听的应该是相互理解促进，但现在只是起了相互不理解和相互误解的作用，想来真是心痛。的确，我认为很难对某事进行全面平衡的报道，经常会有些夸张和歪曲，再掺上点恶意。我们应该对此进行反省。
中国的对日报道，日本的对中报道，我一直认为的最大问题就是非常缺乏多样性。没有把多种这个国家的声音，实情，有平衡的报道出来，才没有能够防止误解，产 生如此众多的问题。如游行时看到的“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的标语，这和平时日中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完全脱钩，是不是也是因为中国的媒体 报道没有能够向游行示威者们传达实际情况呢？
最近，王毅大使招待了我们这些曾驻中国的特派记者，发表了演讲。他说我们需要新的相互理解。不是一般的相互理解，而是加了新字。他解释道，对中国要从更加客观一点，全面一点的观点出发，应该批评的地方尽管批评，但好的地方也要尽量赞扬。虽是简单的说明，但也可以看到他那一方面对日本媒体报道的看法。
05-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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